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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举到高考

时间:2019-05-22  点击:886


       

朱丹

2014年,是高考制度改革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出台了四个改革配套方案。2017年,上海、浙江率先实行新高考,北京、天津、山东、海南紧随其后。可以断言,高考改革的推进将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关注、更多学者的争鸣。研究和思考我国考试制度的历史沿革,将对把握高考的趋势和方向有所裨益。

从考试到形成考试制度,从学校内的规章到具有政治民生意义的社会制度,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

《学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对此,王建军先生在《中国教育史》一书中这样解釋:“大学的学制以九年为宜,前七年为‘小成阶段,后两年为‘大成阶段。在学习期间,每隔一年要定期对学生进行一次考核。”

当然,这种考试只是对学生学习的检查、教师教学的总结,还称不上制度。制度应该具有时间的确定性、评价的尺度性、奖惩的激励性和约束性。虽然有了学校,就应该有了考试,但从夏商到春秋战国再到隋唐,却鲜有考试的记载史料,这与考试缺少制度设计有关。

直到隋唐,经过了废除公田,承认土地私人占有制,发生了“经济下移”的生产关系变化。这一变化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从“学在官府”到官学、私学并存,再到科举制度创立,实质是“经济下移→文化下移→政治下移”的表现。

其实,科举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明成果之一,是将科学文化传承和政治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的产物,这一结合使考试制度从学校走了出来,使其除文化教育价值外,具有了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

对于这一点,世界古典社会学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斯·韦伯这样评价,一直要到汉朝——由一个布衣所建立的王朝——根据才能功绩来授予官职才成为一种确立的原则。而直到唐代才设立了取得最高职位的考试章程。他指出,这一制度根本上是家产制统治者用来防止封闭性身份阶层形成的手段之一。科举制度不是纯粹的考试制度,它是考试本身的规范和社会选人、用人标准相结合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从孕育到诞生,就具备着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和文化教育属性。

封建科举制度于光绪年间的1905年,在河南开封落下帷幕。它消亡的主要原因不是考试制度本身铸成了大错,而在于考试制度和科举的结合上发生了问题,在于考试内容对士人追求的导向产生了消极作用。科举制度使古代教育长期囿于四书五经,远离对自然科学的探寻和创新,把求取功名的莘莘学子变成了迂腐的八股之士。正像韦伯说的那样,中国的考试并不测试任何特别的技能,它是要测试考生的心灵是否完全浸淫于典籍之中,是否拥有在典籍的陶冶中才会得出的、并适合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心术。

高考制度其实是科举制度的再生,这种再生反映了考试制度和民主并不对立,和专制也不并行,它本身具有公正性、平等性、客观性、进步性的普世价值。

实际上,科举制度在1300多年的历史中,也在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例如宋朝,为了防止结党,官方规定考生及第后不准称考官为师门或自称门生。为了拓宽人才渠道,宋太宗即位时,复试礼部所拟合格人员,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屡次落第15次以上者184人,共500余人。为了规范科举考试制度,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州试、省试和殿试)制度。为了防止徇私舞弊,实行“锁院”制,即主考官自接受任命之日,即移居贡院,不许与外界接触,以免泄题。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于科举之外,还罢废了察举制。察举制是西汉时期开始推行的选士办法,对于拓宽中下层知识分子受教育的层面、对于吏治和文官制度的建立有着积极意义,但权力的分散也使地方官吏控制了察举大权,让知识分子奔走于权贵之门,催生了沽名钓誉的风气。北宋仁宗年间,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规定应试者“须在学三百日以上”,在考试内容上,规定先策、次论、次诗赋,三场考试决定去取,罢帖经、墨义,这次改革对兴学和考试内容做了重大调整。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改革科举,罢废明经诸科而增加进士科的录取名额,进士科考试取消诗赋、帖经和墨义,改为经义和策论;将《诗》《书》《周礼》进行注释和讲解,编成《三经新义》颁行全国,作为各级学校统一教材并视为科举命题及答卷的凭证;扩大了学校教育的学科内容,发展专科学校,创办武学,恢复律学和医学。可以说,应试教育在这时已经开始孕育。

考试制度一旦成为选人、用人的尺度,就必然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学以致用”是中国学人文化的内核之一,学和用不可能一分为二。国家考试中心主任姜钢把高考比喻为“立德树人‘一堂课、服务选才‘一把尺、引导教学‘一面旗”,高考的这三项核心功能既相辅相成,又对立博弈。在这种又矛盾又统一的过程中,利弊的诟病和革新,制度的完善和兴废将是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常态。

有的学者试图把选才与立德树人和引导教学分离出来,认为不应该“盲目地放大甚至迷信高考对基础教育的导引功能”,认为“高考制度往往被赋予特别多的教育和社会诉求”,应该使“高考的归高考,社会的归社会”。这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想法。教育既然肩负着育人的社会使命,考试就必然肩负着导向的功能,虽然考试制度改革一次又一次遭遇挫折,但只说明了社会和人的复杂性。现实中不存在没有丑陋的美丽世界、没有缺陷的完美世界,不能因为难以臻于至善,就怀疑和否定追寻中的意义。正像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所说,40年后的今天,高考制度仍然是教育的指挥棒、社会的稳定器。

考试对学习的引导功能是一种强大的存在,这是否认不了的事实。学和考的关系在中观和微观的层面上讲,是学在前、考在后。考试对学习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检查,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进行匡正。但学和考的关系在宏观的层面(高考选拔,对中小学教学的引领等)上讲,是考在前、学在后。考试通过选人的方向,引领着育人的方向。

考试制度的改革要符合以下原则:1.考试科目的设置应该满足社会的需要和科学的进步;2.考试内容的设计应该对教育目的和功能的实现发挥引导作用;3.考试制度应该体现公正和平等。

1952年我国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全国高校(个别学校除外)一律参加统一招生,到1966年宣布取消高考,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发生了重大曲折变化。1968年,毛泽东主席又发出了“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指示。1973年,中央提出了对语文、数学、理化三种科目的书面考查要求。虽然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种考查流于形式,但它传达了一个共识:不管社会形态如何,都承认考试制度在选人和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价值。

为了实现考试制度的健康改革,实行两个分离是大势所趋:一是考教分离;二是招考分离。只有考教分离了,才可能杜绝教师“备教材、教教材”的行为,才能防止学生“读教材、记教材”的“记问之学”,才能发挥考试对“教什么”“怎么教”的引导作用。只有招考分离了,才能保证多元主体的分治、监督、协调作用,才能实现招生主体的育人意志,才能促使各类人才的脱颖而出。招考的分离比考教的分离更为复杂,不仅牵涉不同诉求者的自身利益,更事关社会稳定大局,应当稳扎稳打。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至今40余年的发展,有力证明了考试制度在育人、选人上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目前的考试制度虽然不是完美的制度,但却是相对最好的制度。历史上有过的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度,“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以及教育部最近废止的各类加分政策,都因为人为操控而有失公正。所以说,尽管考试制度会有“一卷定终身”的偏差,但由于没有超越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仍然不能轻易改弦更张,只可完善发展。

新高考制度提供了录取、育人、教学三维关系的思考空间,改革的走向和措施的制定都应该在这个空间内运筹,任何试图把三维关系简单化的企图和观点,都是忽略考试制度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的表现。

新高考制度不是原先高考制度内命题模式的李代桃僵,而是通过考教分离达到课堂乃至课程发生革命性变化的目的。近20年来,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效果之所以还不尽如人意,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发挥高考导向作用的命题思路。这个命题思路就是在学科知识层次的定位下,超越教材的因循,凭借学习和思维的能力分出人才的高下。

新高考制度倒逼了学校的改革,走班制、选修课、课堂学习方式的多样化,成了学校教育者不得不认真思考、践行的明智选择。

新高考制度“3+3”的考试变化,促成了多样化的学科组合,给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但根据试点省、市的情况反馈,我们发现物理等个别学科存在着因难而冷的现象。可以大胆猜测,今后考试科目的模块组合将会受到关注和引导。

考试过程的真实和公正是考试制度的法理所在,运用行政和技术手段,乃至司法制度来保证考试的真实和公正,将会继续得到加强。

新高考制度将会对教学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达到优化育人的目的。

新高考,且行且珍惜,且改且完善。

(作者系全國督学、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责 编 东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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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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